2008年5月12日12时28分，一个瞬间的定格，一段灾难的开始，一片真情的永恒。相信，经历了这次灾难人们，许多年以后，也不会忘记，也不应该忘记。就是从这一刻开始，每一分钟，每一个小时，每一个日日夜夜，都在发生着一些故事。这些故事，浸满残酷，却更真情。整个世界都为之感动，为之动容。

执政为民，血浓于水。当人们还没有从恐惧中清醒过来的时候，我们的好总理温家宝，当天下午乘坐专机赶赴四川，亲临救灾现场，深入灾民中间，含着热泪，指挥抗震救灾工作。昨天，总理不慎摔倒，手臂受伤出血，但为了抢救遇险群众，他把要给他包扎的医务人员推开了。更多的领导干部，冲在第一线，站在最前沿。哪里需要他们，哪里就会有他们的身影。舍小家，顾大家。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我们为灾民感到高兴：执政为民，不再是一句口号！相得益彰，淋漓尽致。没有理由，没有原因。如果真想找出一个“借口”来，那就是因为我们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灾害发生后，全国人民迅速行动起来，迅速投入到支援抗灾救灾工作中去。捐款捐物，力所能及。积极主动，自发自愿。来自四面八方的爱心，温暖了灾区那冰冷的雨水。受灾群众不再孤独，那是因为后盾实在坚强。历史往往惊人的相似：越是在困难的时候，中国人的脊梁越是刚强。灾区人民，站起来，你们不是孤守一方，十几亿人民与你们同在。

谁最可爱，绿色戎装。谁是最可爱的人？魏巍笔下的军人曾经感动过几代人。或许有过疑惑，或许有过衰默。而今，突然降临的灾难，再次印证了一个亘古不变的主题。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再次考验了这些最可爱的人。宁可流血流泪，坚决不辱使命。为什么？是那身绿色的军装，时刻在提醒着他们：灾区需要他们，灾民需要他们。有了他们，灾区不再艰难。

点点烛光，无限期望。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已经远离尘世。让我们告慰那些飘摇而去的英灵，远去的路上你们并不孤单，十几亿双眼睛在目送着你们。告慰逝者亦之，道安生者必之。让我们一起为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们祈祷：平平安安！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场灾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沉溺在痛苦里踯足不前。灾区的兄弟姊妹，振作起来，坚强起来。虽然这一关不好过，但是终究会过去的，阳光总在风雨后。

2008，中国，不平凡，历史会记住这一切。相信，浓墨重笔，深镌永恒。相信，掀过这页，依然灿烂。

祝福2008，祝福中国，祝福灾区！让我们：伸出援助之手，传递一片真情，献出一份爱心，帮助灾区人民度过难关！

昨天，在小区门前，偶然发现几棵榆树，嫩绿的榆钱儿缀满了枝头，在和熙的春风里轻轻摇曳。走到近处，一丝淡淡的幽香，渗入心脾。我摘下几片，放进嘴里细细咀嚼，微涩中带着甘甜，一种久违的感觉涌上心头，儿时的往事又浮现在眼前。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农村度过的。那个年代，每年春季大多数家庭粮食不够吃，榆钱儿正好可以补贴家中粮食不足。记得每年春天，都要和母亲到山上把榆钱儿采回来，洗干净控干水后，放上少量的玉米面，小心地搅和在一起，放在锅里蒸熟，当作饭食充饥。记得母亲管这种饭叫“餔（补）薐（冷）”，这两个字究竟怎样写，现在无从考证了，或许是补充饭食的意思吧。虽然每年吃榆钱儿饭的时间没有几天，可是在那个粮食缺乏的季节，它还是解决了很大问题！到现在，老家的人们还保留着在房前屋后种植榆树的习惯。

可能是当年吃的“餔薐”太多了，以至于我对生榆钱儿有所偏爱，更喜欢那种生涩甘甜的味道。每到春天，和伙伴们跑饿了，索性家也不回，爬到树上，挑拣那些鲜嫩、饱满的榆钱儿，直到吃得不饿为止。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不再有衣食之忧，但是人们还是离不开它，每年春天都会用不同的做法，变着花样地去品味大自然的馈赠。虽然过去这么多年，也很少见到榆钱儿了，但是那个年代留给我的记忆，榆钱儿的清香，却还刻骨铭心，历久弥深，永远不会忘记。

女儿问：“爸爸，您吃的是什么东西呀？”稚嫩的童音，打断了我的回忆，把我从往事中拉了回来。

我说：“这是榆钱儿，榆树的开的花，因其形圆薄如钱币，故而得名。爸爸小时候经常吃，你尝尝？”我摘下几片，放在女儿嘴里。嚼了几口，她就吐了出来，接二连三地说不好吃。的确，对于他们这一代人，特别是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来说，不会喜欢上这种东西。

之所以对榆钱儿情有独衷，那是因为它让我度过了饥饿年代，为我贫乏的童年生活带来了些许乐趣。现在，生活好了，有过类似阅历的人或许已经忽略了它的存在。但是，在城市里生活了这么多年，我见到它还是那样亲切，对榆钱儿的甜香至今仍念念不忘。每次回到乡下，如果能赶上春天，我还不会忘记摘下几片品尝一下。虽然远离了我的生活，但是它还却没有游离我的记忆。

如同生活，该忘记的终究要遗忘，不该忘记的一定会想起，就象榆钱儿，就象今天！

        人到中年，也就到了多事之秋。老人、孩子、工作、应酬，一大堆的烦心事，等着你我像“驴”一样去忙。就如同磨盘，我们被生活拴得牢牢的，永远不可能停下来。生活琐事无休无止，任凭你怎样去努力，也不能求得一劳永逸。有时候，喘口气、歇歇脚后，才感觉到那份压力倍感沉重。虽然懒得再次上路，却又不得不迈出蹒跚的脚步，好象我们似乎已经不属于自己。

        老人。年老体衰，一但有什么闪失，我们就会手忙脚乱，心惊胆战，即使平安无事，我们也会提心吊胆，就如同半夜来电，时常让自己心绪不宁。所以，我经常对父母说：我不求你们什么，只要身体健健康康的，就算帮了我大忙。

        孩子。年纪尚小，上学送，放学接，辅导作业，模拟考试，他们的一举一动就象钩子一样，时刻在刺激着我们那颗疲惫的心。尤其是学习，有时候恨不得亲自上手。有时候也想，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作远忧，但实践起来却不尽然，古往今来能有几人舍得。

        工作。谁都不想让自己的一生碌碌无为，都想活得精彩些，即使是渺小，但也要求得些许功名。就是为之所累，我们说着不愿意说的假话，做着不愿意做的琐事，有时候甚至要昧着良心。生活在这样一个圈子里，你可以工作不出色，但不能左右不逢源。众口烁金，积羽沉舟，此之古训，不得不徇。僵硬的笑容，做作的举止，有时候虚假的，恐怕都不认识自己了。

        应酬。遭到邀请，甚是头疼。去吧，推杯换盏，觥筹交错，没有几个小时下不来，更有甚者，酒足饭饱还要洗洗泡泡、OK一番，一晚上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不累吗，很累！不去吧，晓事之人或能理解，多事之人会说你脱离群众，不够哥们儿，对你还颇有微词，得罪人不说，慢慢就会对你敬而远之！

        电话。多为有事之求。我等乃平庸之辈，手中无权，兜中无钱，上不能通天，下不能入地。三亲六故，街坊邻里，朋友同学，不管是你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只要知道你，有事时首先想到准会是你。今天让你办这，明天找你做那，简直成了救世主。有时候，费尽口舌，绞尽脑汁，感觉也应付不过来。手机号码也换了几个，成效甚微，想找你他们自有办法。

        有时候感觉烦，但感觉到更多的是累。经常和好朋友谈及自己现在的心境：如果政策允许，想退休了。一句玩笑话，却折射出心境的苍老和无奈。这都缘于一种来自生活中无形的压力。虽然努力调整，尽量让自己活得轻松一些，可又不太现实。生活就是这样，我们无从选择，只有埋下头来苦苦地走下去，象“驴”一样......

        悉闻公安局长枪杀市委副书记事件，震惊之余，皆为怜叹。三个家庭的离散，数十人的悲泣，非吾等所能想象尽之。白发人送黑发人，夫亡妻离子散，尽现人间悲剧，令人心碎欲绝，更何况又是三个家庭。

        最近一段时间，社会上沸沸扬扬，评公安局长行事对否，说市委副书记琐事焉存。众多说法，些许立场，为事件本身披上几多神秘色彩，更增加了人们对事件的关注程度。事实真相并非尔等讨论之重点，应该需要司法机关去认定，需要政府机关来结论。就事件本身来讲，吾思世人更应警省，乃之必然。

        究其至深根本，吾等不能否认，公安局长行事欠缺考虑，方法偏激，后果是草菅人命，殃及无辜。俗语讲：一死百了。对他来讲，用非正常的死亡换取非正常的结果。他的问题在他想来似乎得到了了结，但是他却通过自己一时的冲动，给包括他的家人在内的更多的人带来无限的痛苦。这种痛苦，不单单是父亡子悲般的悲情，更多的是精神的折磨和伤害。这不仅仅对自己不负责任，更是对亲人、对他人不负责任的态度。或许，他只明白活着时为了自己，死了后也要为了自己；或许，他从来就没有想过，人活着不单单是为了自己而活着。

        为官一时荣，做人千古事。不论是做人，是为官，还是做事，绝不可凭一己私利，一时意气，不计后果。身后百般事，是非任人评。做好人，为好官，尽善行，方可不悔人生百年。否则，造成的种种恶果，将要由更多的人来为你分担，把更多的伤痛带给疼你、爱你的亲人，留给历史的也将是自己带有污渍的人生轨迹。

        上周日，孩子身体不太舒服，我们领她去医院做了肝功化验。当时出不来结果，医生告诉我下周一来取。

        因为周一事情比较多，周二下午我早早来到医院取化验单的前台，和当值医生说了孩子的姓名，请她帮助查看一下化验结果出来没有。她把所有的单子翻了个遍，没有找到孩子的化验单。我不太相信，亲自找了一遍也没有找到。医生告诉我再去化验室找一下，有可能单子还没有送下来。当时我心里就犯了嘀咕，会不会是有什么问题，这么简单的化验是很好做的，按理说结果应该出来了。

        我来到四楼化验室，向化验师说明了情况。他在计算机里查了一遍，非常肯定地告诉我，化验的病人里没有孩子的记录。这怎么可能呢，血样是我亲自送来的。我让他再仔细看看，结果还是没有。我又回到一楼前台，重新查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没有办法，我只好来到取样室，正好那天下午取血的医生也在。她听了也感觉很奇怪，问我那天下午是不是送错化验室了，我说不可能，我确实送到了化验室。这时，化验师也走了进来。

       他们商量以后，让前台医生把所有的化验单取来。这些化验单都是打印出来的，后面附有医生手写的化验单。看到打印出来的没有，我们只好从医生手写的化验单里一张一张查找。核对到一半的时候，我发现医生手写的化验单。和前面打印出来的单子一比较，简直让我哭笑不得，孩子的名字原本叫“牟泓可”，现在却成了“毕江月”。原来，化验师不认识手写的孩子姓名，就按照自己推理出来的字，糊里糊涂地把孩子的名字录成了“毕江月”。医生和我在找化验结果时看的都是打印出来的，没有看后面附着的手写的单子。

        这也难怪，如果不是我在开化验单现场，如果不是亲手写下化验单的医生，谁也不会认识这三个字。这三个字极有可能只有我和开单子的医生才能认出来。说句实在的，如果不是亲眼看到，那么潦草的字我也不会认，也有可能会看成“毕江月”，或者是其他的名字。如此简单的三个字，就是一笔一划地写也不会花费掉一分钟，却带来了如此曲折的结果，浪费我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医生看了化验结果，说孩子没有什么事，肝功能指标都很正常，我那颗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对于这件事，我没有说过多的话，无可奈何之余，带给我的是几许沉思和忧虑。但是，这件事能不能给那几位医生带来一些警醒呢，我就不知道了，但愿会是这样！

        事情发生的前一天，驻片民警来到住宅小区，逐家挨户地登记居民入住情况。对于这些，人们感觉不到什么异常，都认真地配合民警完成了登记工作。

        第二天10点左右，我收拾妥当准备外出参加朋友聚会。突然，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谁啊，这么着急，就不能轻点吗！”打开门一看，一名警察站在外面。他大概听出了我话里的不满情绪，“你好，打扰你了，我能在你家里呆一会吗？”见他这么客气，刚想出口的话又弊了回去。“可以，进来吧，不打扰！”落座以后，我说：“请问你有什么事儿吗？我一会儿要出去参加朋友聚会。”“不好意思，请你千万不要出去，现在外面已经戒严了，这个小区处于一级警备状态。”“为什么啊，我真的有要事外出的，耽误了我的事情怎么办！”“真不好意思，这我可做不了主。我们也是听从上级的安排，现在每户居民家中都有一名警察进驻，谁也出不了家门。每层楼道也有两名警察看守，就算出了家门，你也走不出楼道门。在家里耐心地呆着吧，戒严撤销再外出吧！”按照他的这种说法，如果每家都有人在的话，我们这个单元细算起来就进来了30名警察。

        我有点不大相信，打开门一看，果然有两名警察站在楼道里，虎视眈眈地盯着我：“回去！回去！呆在家里不要出来！”“看看，我说的不是假话吧，我们也没有办法，上级命令，我们只能严格执行！”屋里的警察说。“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搞得这样兴师动众。耽误了我的事情谁负责，难道我们老百姓的事情就不是事情了！”我气气地说。“请您不要生气，我们也是执行命令，至于什么事情，上级要求保密，我们也不知道。宣布两条命令：一是不准走出家门，二是不准开窗观望。只要你遵守这两条命令，我也就完成任务了。”  没有办法，我只好通知朋友聚会去不了，在电话里落了一身埋怨。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慢慢地和那名警察混熟了。闲聊的时候，我无意间向窗外看看。只见院子里站满了警察和身着便装的工作人员，平日人来人往的小区里已经见不到行人了。见我往外看，这名警察说：“和你实话实说吧，我还真的不知道是什么事情，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估计是有非常重要的领导要来小区慰问，不然不会动用这么大的警力，你没见我们局长也亲自上阵了。”从窗户向外仔细看了看，还真象他说的那样，有过几面之缘的局长正在忙里忙外，往日里威风八面的官架子也放下来了。“不让外出走动，是怕影响外面的秩序，特别是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趁机捣乱；不让开窗观望，是怕坏人往下面扔东西，出了事情谁也负不起责任。”他边看边向我解释。

       听他这么一说，我就站在窗前不走了，还真想看看这个重要领导。平时看见这些领导都是在电视里，毕竟不如这次离得这么近，虽然只隔着一层窗户。过了不久，外面骚动的工作人员突然变得井然有序起来，院子里顿时变得肃静起来。“来了，看看吧，公务在身我也不能零距离了！”这个警察笑着和我说。果然，前呼后拥之下，×××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和电视上一样，还是那样的笑容满面，还是那样的平易近人。当时，还真有出去近距离见见的冲动，可惜这样好的机会却被一层薄薄的窗户无情地隔开了，幸运的是他还能从我家的窗前经过。

       12点多，大概是领导慰问结束了，小区里解除了戒严，家中和楼道里的警察相继离去，但是我和朋友聚会的时间也已经过了。不去也罢，毕竟又长了一次见识，虽然隔着窗户，但是还算值得！一会功夫，下班和放学的孩子也陆续回来了。他们也被警察拦在了小区门口，在外面等了十多分钟。看着孩子冻得红扑扑的面容，又联想起家里发生的一切，我不禁产生了几许感慨，那是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

       不久前，收到自治区四家单位联合通知，月底将举办全区某项工作评比表彰会议。这项工作平时由我负责。按照通知要求，我起草了经验材料和填好推荐表，准备在规定时间内报送过去。为了不影响会议筹备，我提前三天完成了预定工作。按照通知里留的联系电话，我联系了几次，都没有人接，直到报送材料截止日期，也没有联系上一个人。没有办法，只好通过总机查到了这个单位的负责领导，他告诉我什么时间到哪个办公室找哪个人就可以了。我不禁长出了口气，报送个材料也这样难。

        下午3点，估计这个时候应该有人了。我按照那个领导的提示，来到了那个办公室。敲开门后，接待我的是一位50岁左右的老大姐。这位老大姐很热情，我进去后不停地给我介绍这次表彰会议的有关情况。听她说完后，我问：“我打了好几天电话了，怎么一直没有人接，通知上联系人和联系电话不是写得很清楚吗？”她双手一摊，无可奈何地说：“咳，甭提了，这项工作是上午领导才让我接手的，通知里的那个联系人已经三、四天没有上班了。”我禁不住问道：“这么大的全区会议，联系人不在怎么筹备，不会耽误工作吗？”她说：“我是一个快退休的人了，不知该怎么和你说。我们这个办公室一共四个人，平时大部分时间上班的也就我一个。其他人都各忙各的，单位的工作几乎不管。”她指着和她平行的一个座位说：“这次会议由我们办公室的这位同志负责材料接收工作，可他已经好几天没有上班了。每天电话响个不不停，因为我不负责，我也就不好接听这些电话。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吗！”一边说着一边冲我笑了笑。我说：“怪不得打电话没有人接呢！没有办法，只好给你们领导打电话了，不算是告你们的状吧，呵呵！”她说：“估计是你的这个电话管用了，上午快下班时领导找到我，和我商量让我把这项工作临时抓起来。”我有点纳闷：“这位同志不上班工作，你们领导不管吗？”她撇了撇嘴说：“我们领导是个老好人，谁上不上班，工作不工作，从来不管。”

        在和她闲聊的过程中，我注意地看了看这个办公室。办公条件没得说，办公楼是新建的，刚搬进来不到两年，办公设备都是新新的，估计置办也不会太久。五十多平米的办公室里，放着四张办公桌，每张桌子上都配有电脑。我注意到，离我最近的那张办公桌的电脑键盘，塑料包装还没有拆掉。这么好的工作环境，没人工作真是浪费了。她说：“我们办公室四个人，其他三个人是调研员，就我一个主任科员，我也这么大岁数了，混几年该退休了，也不指望提拔什么了。”听她说这些，我安慰了几句就告辞回了单位。

        回到单位后，我不禁有了一些感慨。一个自治区级单位里的公务员，在筹备一个很重要的全区性会议的关键时刻，不在工作岗位上说明了什么，又该怎样解释呢，不用明说，明白人都能看得很清楚。当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与公务员队伍管理机制、公务员选人用人机制、公务员的个人素质都有着直接关系。近年来，随着社会就业压力的加大，公务员热一再升温，已经成为择业的热门选择，今年公务员热门职位的报考比例达到了1：4200。究其原因，这与公务员这个金饭碗的巨大诱惑力分不开。进入公务员队伍，只要不犯什么大的原则性错误，也就算是进了保险箱，可以衣食无忧地过好一辈子。

        有人形象地比喻公务员的工作状态：一杯茶，一根烟，一张报纸混半天。当然，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大部分公务员还是好的，但处于这样一种工作状态下的公务员确有人在，或许还不会是少数。这些公务员，工作可以少干甚至不干，工资照样拿而且不会少拿，职务照样提升而且不会落下。直白一些就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还是一个样。由此，我们不妨引深一下思考一个问题：公务员队伍是否存在按劳分配？按劳分配是指劳动者向社会提供劳动，社会以劳动为尺度，向劳动者分配个人消费品，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但是就现实来讲，有的公务员在单位不干工作，工资、福利、晋升等都不会缺下，付出与收获成反比，少劳能多得，甚至不劳也能得。显而易见，这是一种不公平现象。从某种角度讲，这样下去的结果只能是打消那些埋头苦干的人的积极性，就会出现不和谐的声音，形成一种错误导向，进而影响到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刚刚结束的十七大指出，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单位作为社会构成的一部分，如果不解决好公平正义的问题，就难以谈到和谐，如果一个单位不够和谐，社会也就难以和谐。希望能拿出一份勇气和决心，打破公务员这个“大锅饭”，让那些端着“铁饭碗”的人，少分一点真正劳动者的“羹”，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实现真正的按劳分配！

       和同事相处几年了，他慢慢地了解了我为人处世的一些态度。我们经常在一起探讨一些问题，特别是在工作和人际关系方面，我一直强调凡事需要努力，但不可看重结果，是你的终究是你的，不是你的再努力也不会属于你。他说我对一些事情看得很开，不计较细枝末节，心态平常、积极、知足、感恩、达观。细细想来，人活着的确需要这样一种心态，凡事看得开些，看得淡些，不争不抢，不吵不闹，心气不重，不走极端，这有可能就象同事所说的阳光心态吧。

       这种心态源于我对生活经历的感悟。从农村走进城市，从城市走进农村，又从农村再次走进城市，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一些坎坷，也不乏曲折和苦难经历。但是与年龄相仿的人相比，我很幸运，该有的有了，不该拥有的也有了，我的生活是充实而富足的。这些经历让我明白了很多人生道理：一个人不管从事什么工作，不管是处在一种什么生活状态，风光也好，平凡也好，只要内心快乐、生活开心，我们的人生就是丰富多彩的！有人常说知足常乐会失去前进的动力，但我觉得知足常乐挺好的，可以让我们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记得小时候学过的一篇课文里这样写道：天晴了，很好的太阳。就如同阴霾的天气过后，晴空万里，阳光灿烂，人的心情也会随之豁然开朗起来。在日常生活里，一个人走进阳光并不难，难得是让心灵走进阳光。在我们的内心世界，不可能始终是一片晴朗，有时候也会有阴天的时候，这就需要我们自己来进行调整心态了，就象阳光透过重重阴云，把积极向上、乐观豁达的态度照进我们的内心世界。所以，快乐需要自己寻找，特别是在郁闷的时候，千万不能沉溺其中，更不能因其而放任自己。

       在回味过去坎坷生活的同时，我们有理由生活在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向往里，但却不能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对于任何事情都要有个平和的心态，不能强求自己去做做不来的事情，也不能强求自己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好的心态有助于成功，差的心态可以毁灭自己。不论对待工作还是生活，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用阳光心态对待自己，对待生活，对待身边的一事一物，何尝不是一种生活享受呢！

       如何让自己的心态如阳光般灿烂可心呢？我觉得不失为以下几种方式：一是经常向下看。低下头来，经常看看那些不如你的人，你就会自己是富足而幸福的，也就是所谓的知足常乐。二是乐观地看待不如意。凡事不可能尽如人意，人生不可能平平坦坦，大大小小的挫折会陪伴着你走过自己的一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洒脱、平淡一些，一些挫拆也就看得开了。三是更注重过程。事业的成功往往只是一个过程，不管你做多大的官位，成就多大的事业，每个人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最终都是两眼一闭，现实中的一切生带不来、死带不去，好好地享受这个眼下的才是更重要的。 这样，你就会获得阳光心态，你的人生也就会象阳光般灿烂、轻松、如意。

        在电影《无极》里，男女主人公有一句台词对白：不要死，好好活着。

        想起这句话的原因，是最近有几个比较熟悉的朋友相继离开人世。原来单位的老主任，昨天在北京公出时突发心梗，瘁然离世；刚刚提拔为副厅级干部的老同事夫妇，周五驾车去北京探望读书的儿子，在高速公路上遭遇车祸，双双遇难；一位每天都见面的副厅级干部，因为一件小事，自杀身亡，郁郁离世。他们的年龄正是人的一生中最美好的阶段，他们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本该享受快乐人生，却撒手人寰。每当谈及他们的遭遇，大部分人都特别痛惜。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相信时间可以淡化一切，他们就如同我们身边轻轻刮过的一阵微风，几个月、一年以后，人们会不会还想起他们？答案是肯定的，不会，即使有那也是至亲至近的人。

        死了的不会再生，活着的需要认真思考了。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人的生命是脆弱的，当死神来临的时候，谁也无法抗拒。活着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好好地活着，人的一生只有短短的“百年”，我们没有理由不善待自己。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生带不来，死带不去，一切皆如浮云，如果让这些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负累自己的大半生，得不偿失。

        《幽窗小记》里有这样一幅对联：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意思是说：为人做事，能视宠辱如花开花落般平常才能不惊，视功名去留如云卷云舒般变幻才能无意。这是一种心境，一种胸怀，一种大气，一种洒脱。得之不喜、失之不忧，这样才可能心境平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样才能笑看人生。这才应该是我们追求的唯一境界。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赵朴初说过：生亦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我兮何有，谁欤安息；明月清风，不劳牵挂。我觉得这些话说的非常有道理，把身边事看得淡些，让自己活得快乐些，何尝不是一种人生享受。

        看世间万物，历世间凡尘，尚有几许世事，堪比我等生命重要。好好活着，我们来到尘世间毕竟只有一次，我不相信生命会有轮回，即便是有，我们还会找回今天的自己吗！

        上周四早晨7点半左右，当时正值上班高峰期。在送女儿去幼儿园的路上，我发现沿途的每个路口都有交警在维护交通秩序，过往车辆和行人井然有序，往日拥挤不堪、寸步难行的校门口比往日清静了许多，饱尝两年烦乱之苦的我不禁心中窃喜，一丝感激之情顿时涌上心头。

        10分钟后，我把孩子送到学校，在回家的那个路口远远地被迫停下来，前面早已挤满了上下班的人流，马路上也已排起了长长的车流，路口的交警增加到了5、6位。行人们开始议论纷纷，是不是又有重要领导来视察了。对这种现象人们已经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无奈的耐心等待。

        大约过了5分钟，一辆警车开道，后面的各种型号的车一辆接着一辆，警车占了绝大多数，粗略估计一下有50多辆，前前后后走了有15分钟左右。当时听了解情况的人说，这个庞大的车队是送最近在抓捕罪犯时牺牲的民警去殡仪馆开追悼会。在这之前看过一些新闻报道，对这位民警的英雄事迹也有一些了解。在为这位民警惋惜哀悼之余，一种莫名的悲哀不禁涌上心头。英雄民警牺牲了，社会各界通过各种形式悼念无可厚非，但是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内采取这种特殊的形式来体现，是不是有点过了。

        是否算是扰民行为？整个庞大的车队到殡仪馆需要纵穿整个市区，沿途要经过10余个十字路口。当时正值上班高峰期，每个路口的行人和车辆都被阻隔到那里，时间长的多达20分钟。即便是没有这件事情发生，堵车迟到也是经常发生的事。一位朋友开车送孩子上学，在等了10分钟后，就把车停在路上，步行把孩子送到了学校。后来听孩子回来讲，他们班里的大部分学生都迟到了。老师都说今天可以迟到，不训你们，知道你们因为什么迟到了。作为政府行政机关，更多的应该把心思用到安民的行为，而不是扰乱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在行人的牢骚声中，我们的英雄走的会安心吗！

        是否算是特权行为？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是送普通百姓去殡仪馆，他们是不是也会选择这个时间段呢？大部分人的观点想必是否定的。他们会担心车辆不便通行，会把时间安排在车辆比较少的时间段内。明眼人都能看清楚，对于这次送殡安排，主管者可谓用心良苦。不可否认，利用这个时间来处理这件事，对于让更多的公民学习宣传英雄肯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他们有没有想到，在不合理的时间安排合理的工作，人们又会怎样来看待主办方呢？结论肯定是一样的，只有特权部门，才会在特定的时间内安排特定的工作！虽然，为了英雄走得体面一些，人们也会理解也会宽容，但是他们是不是也会增添一些无奈呢！

        是否算是求变行为？近年来，随着收入水平的逐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在逐步改善，相当一部分人拥有了自己的汽车。私家车的逐渐增多，为交通管理工作带来了更多的难题，行路难已经成为大中城市难以解决的一大痼疾。在女儿上学的那个校门口，每天上下学时间段内，每天都会有几百辆车堆在校门口，有时候甚至会堵到马路中央。有一次我乘车出去办事，在那里竟然等了半个小时。唯有这次，校门口清清静静，车辆少得可怜。如果交警都能拿出如此精神，每天在这个时间段内安排交警来维护一下交通秩序，想必不会出现如此拥挤不堪的现象。有了问题就应该思考解决，而不是任其发展下去，更不能不闻不问。在变化中寻求发展，在发展中寻求变化，是不是我们主管部门应该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呢！

        由此看来，在我们身边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而是我们没有下力气、下功夫、下决心去解决。

        这个人我并不熟悉，但是关于他的事情我却听到了很多。当时我刚刚分配到基层工作，因为镇里大多数干部的家在县城，平时大家就在一起就餐。茶余饭后，经常听同事们谈及此人，有赞叹惋惜的，有幸灾乐祸的，大部分人还是在谈笑风声间把他当作消遣的笑料而已。

        90年代初，这个人从别的乡镇调到我所在的镇，担任党委副书记，协助书记分管重要工作，很年轻，还不到40岁，仕途被普遍看好，近期内有提拔重用的可能。但是，一次很偶然的“风流韵事”，让他名誉扫地，大好前程尽失。

        副书记在原单位工作时，和一位女同事比较要好。他调到这里工作不久，这位女同事正好因为工作路过镇里，就顺便过来看看他。有朋自远方来，略尽地主之谊，避免不掉要热情接待一翻。他叫了几个平时关系比较不错的同事，一起吃了顿饭。当时天已经晚了，酒席间他就让这个女同事第二天再走。酒足饭饱之后，其他同事都各自回家了，他们二人也回了他的宿舍。

        第二天早晨，工勤人员和往常一样给领导们收拾房间。当他来到副书记的门前时，看到门锁着。他知道副书记家在县城，平时工作忙很少回家。他有些纳闷，昨天晚上还送过水呢，早晨怎么就锁上了门。因为工作关系，工勤人员带有领导们的钥匙。他嘀咕着顺手打开了门，谁知副书记和那个女同事正和衣坐在屋里。他尴尬地站在门口，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副书记什么也没有说，挥了挥手，让他去忙的别的事情。

        此时，镇里的镇长和另外一名副书记已经早早地来到了县委。县委书记上班后，他们认真汇报这件事情的详细经过。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件事很快就散播开来。加之有人添枝加叶，把事情说得活灵活现，沸沸扬扬地闹得满城风雨。不久，县委下派调查组，专门就此事进行了调查核实，当时没有做出什么结论。半年后，副书记被降职使用，到其他乡镇当了一名普通干部。

        一年后，我调到县里工作。年底，正好有机会到副书记现在所在的镇去检查工作，和干部谈话时，我遇见到了他。因为传说中的这件事，我对他比较留意。在谈话过程中，他自始自终都很平静，那一份淡雅平和、与世无争的态度让我非常吃惊。惋惜之余，我的内心微微感觉到了一丝寒意。

        1995年的11月，刚刚进入初冬，天气还不是太冷，略微感觉到有些寒意。但是，那一年的初冬，至今让我难以忘怀，因为那年的冬天感觉比以往来的更早一些，在我的记忆里感觉更冷一些。

        那年10月份，经过一个多月的岗前培训，我被分配到一个非常贫困的林区乡镇工作。当时，镇党委书记外出考察，我的工作岗位一时半会儿还落实不了，报到以后就回家等候上班通知了。

        一个月后，因为没有接到通知，总觉得心里不太踏实。11月5日，天还没有亮，在父亲的催促下，我就坐上了当天的长途汽车，经过半天时间的颠簸来到镇里。还没坐下，就接到哥哥的电话，说是三姐家有点儿事，让我马上回去。我当时的预感不太好！因为我刚刚从家里出来，如果不是什么急事，不会让我这么快就回去的。在忐忑不安中，饭也没有顾上吃，又匆匆忙忙地往回赶。快到姐姐家的时候，听售票员说昨于晚上这里发生一起车祸，一辆卡车把一个骑摩托车的撞了，骑摩托车的人生死不明。当时，我心里就开始七上八下的，总在对自己说这不可能是真的，即使是真的也不会是姐夫。

        到三姐家时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天已经完全黑了。短短的一里多路，我感觉非常漫长。不久前我刚刚从那里离开，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还是那么熟悉。来到姐姐家的时候，原本人进人出的商店关着门，沉闷的气氛感觉非常压抑，不祥的预感顿时向我袭来。抬腿迈进院门时，我的双腿异常沉重，就象灌了铅一样。我下意识地走进了院子，两个木匠正在往棺材上涮油漆，棺材放在那里是那样的醒目。一股寒意向我直扑而来，我的大脑顿时一片空白，怎么进的屋自己都不知道。走进熟悉的屋子，家人都在，三姐盖着姐夫的衣服在炕上躺着，父母和哥哥都守在姐姐的身边。我进去后，谁也没有说话，沉寂的屋子掉下一根针也能听得到响声。我木讷地站在那里，没有开口，看看这儿，看看那儿，总感觉到姐夫还在屋里。我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因为不久前姐夫还骑着摩托车把我送到车站。站了足足有10分钟，母亲打破了沉闷的气氛，和我介绍事情发生的大致经过。7天后，全家人送走了姐夫。我和母亲没有回家，一直在姐姐家陪伴着三姐。那年，两个孩子大的8岁，小的5岁。转年，退休返聘工作的父亲辞去了工作，开始长年呆在三姐里，帮助三姐照料商店。

        在三姐家呆了几天后，我也接到通知开始了自己的工作生涯。基层乡镇的工作不象机关工作，有一定的随机性，工作不忙时经常放假，有时候一放就是一个月。因为惦念三姐和父母，我也不怎么回家，放假后直接回到三姐家里，帮助三姐和父亲到照看一下商店，做一些农活。姐夫走后的两个春节，都是陪伴三姐过的。三姐很坚强，有泪也是自己一个人流，从不让我们看出她的悲伤，但是我们能够深深地体会到她的痛苦。看到姐姐劳累时、伤心时，特别是看到别人家团团圆圆地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从内心就恨姐夫，恨他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恨他不为三姐和孩子着想，恨他抛下孤零零的三姐和弱小的孩子！

        1997年我调到旗里工作，不象在乡镇工作时那么自由了，只能在假期回去帮助三姐一下。那年十一假期，我象往常一样是在三姐家度过的。3号那天，因为商店存货已经不多，加上不知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就骑自行车到市里进货。走的时候，天气特别好，晴空万里。等我把货物准备好后，天气开始下起大雨来，大街上全是没膝的洪水。等了一个多小时，看到雨小了，不至于把货物淋湿，就冒着淋淋细雨推着自行车沿着没有水的地方往回走。原来只需要十多分钟的路程，我走走停停，用了一个半小时，从市里出来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望着余下的近10公里路程，心里直打怵。我从从市里往回走要路过姐夫的大哥家，他在一家市直企业当领导。于是我就抱着一丝幻想，在路边的电话亭给他家打了个电话，想让他找个车把自己送回去。她爱人接的电话，说他没有时间，让我自己慢慢往回走吧。当时，自己又累又饿，不知是雨水还是汗水，浑身都湿透了！接完电话，心里酸酸的，强忍着没让眼泪流下来。就这样，自己摸着黑往回走，回到三姐家时已经九点多了。看到三姐还站门前等我，我又再次把眼泪忍了回去。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那时的感觉只有自己能够体会。当时，我在心里劝自己，你现在已经回到家了，就当这是一次人生阅历吧！夜里，下起了大雪，伴着大雪压折树枝的嚓吧声，我睡得很香甜。转年3月份，我到外地工作。从此，我离三姐远了，再也照顾不上她了，只能是偶尔利用出差和回老家的机会回去看看她。

        1995年，我终生难忘，也就是从那年的初冬起，我的生命中又多了一份无法割舍的牵挂。

        如今，三姐的两个孩子已经长大了，一个考上了大学，一个在读高中。伴随着生活负担的加重，我的那份牵挂愈加沉重！

        我可怜的三姐！

        风我随着你的方向去飘荡
        雨淋湿我肌肤冰冷在心上
        路在我的脚下慢慢地延长
        你在我的心上

        风我随着你的方向去飘荡
        雨淋湿我肌肤冰冷在心上
        路在我的脚下慢慢地延长
        你在我的心上

        我来到风指引的地方
        这里没有你的方向
        留下我内心一片迷茫
        我在找寻你的方向
        细雨在云雾中飞扬
        凭添了心中的忧伤
        远处的影子依然安详
        那才是你最终的方向

        夜已经很深了，外面闪烁的霓虹灯洒落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而我却孤独的静坐在电脑前，一遍又一遍地听着老鹰的《你的方向》。忧伤的歌声走不出我的耳畔，寂寞的滋味固守在我的心间，繁乱的脑际总在捕捉一些曾经的过往，总在寻找一些落陌的忧伤，收获的尽是深深的思念和无尽的牵挂。我不知道因为什么，这些莫名其妙的伤感不时地袭来，让自己心情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只有些许的孤寂与心痛！时不时踱回卧室，看看着沉睡在床上的孩子，突然间感觉到自己的心似乎苍老了许多！

        一年来，经历了许多，感受了许多，收获了许多，也迷失了自我，再也找不到原来的那个我！细细审视内心繁复的心境，我怎么也不明白自己究竟是怎么了！究竟是对还是错，没有人倾听我的诉说；能否会再回到从前的快乐，也不会有人能够告诉我！冷静过后，才逐渐地认识到，生活中总会有太多的迷惑和彷徨，想说出来却不能说出来，只能自己瞑思苦想，因为你没有能够诉说的对象。这种感觉让我难过，真的想不到，原来人的感情竟然如此的脆弱，一点儿都经不起时间和环境的侵蚀。

        一段时间以来，经常有这样的经历：很多朋友在一起，人家都是高谈阔论，但是我的心却是空荡荡的，倍感孤独与寂寞。终于有一天我明白了，这些人中没有人可以让我谈及心事，因为我的心已经是上了锁的，只有针对某些人也就是那些真正的朋友才会打开，只可惜我没有这样的朋友。

        昨天早晨下雪了，2006年的第一场冬雪，我却没有半丝激动的心情。望着纷纷扬扬的雪花，内心不禁地问：雪花飘飘在为谁忧伤？缘分既是天注定，为何又让人相思成心碎？为何人生淡漠，风霜寂寞？人生风景游走，岁月如流穿梭，为何喜怒哀乐唯独有我深锁？我想我是走上了一条渺茫而又无尽头的小道，小道旁都是凄苦的小草，都是凋零的小花，明知道很疲惫，明知道已很累，心却无法停止寻找那份留恋的星空！

        曾经以为敏感的神经早已随岁月的流逝而远去，曾经以为心跳的感觉只是未成年的标志。而今，面对自己的心事我只能无言的沉默，也许真的是天意，非人为可以左右。“苍天有情涛无尽”，听着《你的方向》的音乐，吉它声声带着微微的感伤，才知道真的是无法忘却的思念，禁不住让自己泪水涟涟。我明白那滑落在脸际的热泪，始终是为了幸福，为了一个完美的结局。

        微笑与痛苦常驻，欢笑与泪水常存。怀念那曾经的：白云依静洙，芳草闭闲门。没有忧伤的话语，没有孤独的感悟，有的只是对生活的那一份真诚和感动。

        寂寞的夜晚留给我的，只有那笑容掩盖下的沉甸甸的孤独、寂寞和忧伤！夜已沉默，心事向谁说？耳畔似乎有个声音在告诉我：你只能选择和面对无奈，因为你已经不能重新来过，因为你的心事没有与谁能够诉说！

        在基层工作时，党委书记和镇长关系不和，两人经常为一些本应该很正常的事，明争暗斗，争权夺利。大事讲原则，小事要协商，这些工作原则在他们面前好象就不存在。

        书记是在当地提拔起来的，有很多当地人支持他。镇长是县里派来的，在县里有很多朋友帮助他。书记文化水平不高，凭靠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事无巨细，大事小事总爱插手管一下。镇长大学本科毕业，有过多岗位工作经历，能力水平比较高，但是权力欲望很强，岁数不大却显得老成。明眼人看来，他们的人品都不错，只是因为手中的那点权力，闹得不可开交。

        时间久了，工作必然受到影响。县里把书记调到别人都不愿意去的直属单位任了二把手，镇长如愿以偿，坐上了书记位子。荣升书记的他工作负责，认真努力，勤勤恳恳，群众威信也很好，深受县里主要领导赏识。经过多次推荐，被市里列入重点后备干部名单进行培养，先后参加了县、市两级的中青年后备干部培训。后来，市里派人对其进行了考察，准备提拔到县委工作。官场得志，春风得意，他经常跟随县委主要领导出入一些重要场合，在外人眼里他被提拔重用似乎已成定局。

        计划没有变化快，意料中的事情往往会出乎意料。全市干部调整时，任免名单里没有这位党委书记。后来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是市委接到几封举报信，信里说其在领导班子中专权、专横，不利于班子团结，还有一些并不影响大局的经济问题。市里经过调查核实，决定对其暂缓提拔使用。没有办法，为了不影响工作大局，调动其他干部的积极性，县里把其调到县直部门担任正职，一直到现在。

        回到县里后，原来的书记和镇长在一个大院里工作，低头也见，抬头也见，上下班经常遇到一起。这样过了几年，二人的职务没有什么变化，彼此的关系开始慢慢缓和，曾经的隔阂显得不再那么严重，偶尔也能坐到一起吃吃饭，喝点儿酒。酒席间有时不免会谈及往事，二人更多的是摇头和叹息，不再有当年的争论和执拗。

        去年，原党委书记退居二线，回家逸养天年，原镇长还是呆在那个不疼不痒的领导岗位，原有的豪情也一去不再。

        解决农民问题，创造性地做好农民工作，是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关键。

        1922年7月，党的二大指出，农民是中国最广大的阶层；极端贫困的经济地位使农民“非起来革命不可”。“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1923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三大上指出，我们党不应只看见处于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党应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1924年7月，党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名义，在广州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培训农民运动骨干，并委派农民运动特派员到各地积极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之后，毛泽东又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这部分人经济地位低下，受地主阶级剥削，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之一。

        1926年9月，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打倒”。11月，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后，开始把湖南、湖北、江西、河南作为重点，开展农民运动。农民有了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形成了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他们奋起攻击土豪劣绅和不法地主、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农民运动迅猛异常的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仇视。国民党右派和国民革命军某些军官也纷纷咒骂农民运动。国共合作开始出现危机。当时，农民问题成了决定时局的关键。但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者并没有采取任何切实有效的措施来对付剧烈向右转的蒋介石势力，实际上做的只是防止民众运动的所谓“日渐向‘左”’，压制正在蓬勃高涨的农民运动。

       1927年1月、2月，毛泽东考察了湖南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的农民运动情况，并在向党中央写的书面意见中指出，“现在是群众向左，我们党在许多地方都是表示不与群众的革命情绪相称，国民党更不消说，这是一件 非常可注意的事。”3月，他又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论述了农民和农民运动的意义，热情地赞扬了湖南农民运动，回击了社会上的反动势力对农民运动的污蔑，批评了党内对农民运动的责难。他指出，“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要打倒封建地主阶级，必须推倒他们的政治机器，而代之以代表农民利益的政权。把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是一个极严重极紧要的斗争”。这个斗争不胜利，其他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的经济斗争，都没有胜利的可能。贫农是“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他们由于经济上“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因而不怕失掉什么，最听共产党的领导，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目前我们对农民应该领导他们极力做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并随即开展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同时，他认为高潮迭起的工农运动不仅是革命发展的标志，也是检验社会上各种势力特别是革命分子的试金石。他说，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农民运动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他用大量事实和道理，驳斥了反对农民运动“糟得很”的攻击，肯定农民运动“好得很”，特别批评了那种嘴上天天喊“唤起民众”，民众起来后又害怕的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强调一切革命者都应当拥护农民运动，否则就站到反革命的立场上去了，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应该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而不能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去批评他们，更不能站在他们的对面去反对他们。毛泽东在当时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些意见遭到了陈独秀的反对和拒绝。陈独秀等右倾投降主义者不但不去领导农民运动，反而和国民党站在一起去指责农民运动“过火”，提出等北伐完成、农民运动扩大以后再进行土地革命的错误主张。

        大革命失败的严酷现实，使党逐步认识到，要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必须放手发动农民，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1927年8月，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坚决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并决定在湘鄂赣等省举行秋收起义。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发动了秋收起义，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此，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农民，在蒋介石的围攻中站稳了脚跟，以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代表的中国革命也开始走向一个新的阶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绝大多数居民是农民。农民最关心的是关系到他们利益的土地问题。获得土地，是贫苦农民祖祖辈辈的梦想。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的初始阶段，党主要是发动群众打倒土豪劣绅，开展分田工作。1928年12月，党在总结分田经验的基础上，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开始了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的第一次尝试。之后，经过不断总结经验，毛泽东在1929年4月主持制订了江西兴国县《土地法》，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而符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的土地制度的改革方案。农民是最讲究实际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这一现实，使农民迅速地分清了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积极性。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光辉道路，并紧紧依靠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使中国革命得以坚持下来并不可遏制地向前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成功实践说明，农民问题对于我们党的伟大事业尤为重要。这是因为，革命战争年代，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需要广大农民的支持，和平建设年代，中国的改革、发展、稳定同样需要广大农民的支持。我们只有坚定不移地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创造性地解决好中国农民问题，维护好农民的切身利益，才能保证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保证我们党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党的教育》（2001年第7期）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群众路线，解决党内问题、制定正确决策的根本方法，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

        党的一大对党的组织原则问题进行了较为具体的讨论。陈独秀委托包惠僧向大会提出了“共产党应该是民主集中制”的建议。经过讨论，大会在通过的纲领中，一方面强调了民主，规定“我党采取苏维埃的形式”，用组织党的委员会的形式确立集体领导制度，决定重大问题由委员会集体讨论；一方面强调了集中，规定党的“组织必须受党的地方执行委员会指导”，地方委员会“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和指导”。1922年7月，党的二大在新党章中明确规定，“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

        当时，由于党的组织制度不健全，陈独秀家长制作风开始在党内出现，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1927年6月，党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申明确指出，“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一定区域内建立这一区域内党的最高机关，管理这一区域内党的部分组织”。8月，党中央在“八七”会议上指出，“党的组织在秘密状态之中，需要最大限度的集权，但集权制度不应变成消灭党内的民权主义”。1928年6月，为了反对家长制作风和极端民主化倾向，党的六大着重讨论了党的组织原则问题，认为党的支部生活不健全，没有民主生活。“党内民主主义异乎寻常地缩小”。“从前下级群众是没有讨论过政策，没有发表意见的机会，没有选举过自己支部干事会和委员会。与机会主义奋斗后，渐能批评自己和上级机关，但党的政策还没有能普遍的传达到下级党部，引起群众的讨论。由家长制转变后倾向于极端民主主义”，“抹杀了党在秘密条件之下指导机关的选举权及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为此，党的六欠强调指出，要肃清党内地方主义、小团体倾向及个人主义，”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秘密条件之下尽可能地保证党内的民主主义；实行集体地讨论和集体地决定主要问题；同时反对极端民主主义的倾向。”“尽量的有教育方法的使积极的工农分子参加各级党部的指导机关”，“使党的全部能不断的讨论各级工作的主要问题”。并在通过的新党章中规定，党的“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11月，党中央在《告全体同志书》中指出，“从前组织上有一种‘家长制’的形式，党员群众对于党部，下级机关对于上级，只有机械的服从，而无活泼的党内生活。及到改造党的时候，许多地方以走向极端民主化的方向。”“各级党部都要尽可能的讨论一切党的政治问题，引导每个同志都尽量发表对于政治问题的意见。”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指出，必须反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意识和个人主义等错误倾向，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

        1938年9月，党的六后六中全会重申了少数服从 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纪律，强调党员必须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要高度地发挥积极性。而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党内民主生活不足，妨碍着全党积极性的发挥。既要确实扩大党内民主生活，又不要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所以，必须在党内实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

        1945年4月，党的七大重点讨论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问题。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总结了党内生活运用民主集中制的经验，批判了违背民主集中制的个人专制主义倾向和极端民主化倾向。他指出，发挥党的组织作用的关键是贯彻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正确地反映了党内生活中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上级组织与下级组织、党员个人与党的整体的关系、党的中央与党的各级组织的关系。在党内实行民主，不是要削弱党内的集中制，而是要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集中。必须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不应缩小党内民主。扩大党内民主的中心一环，在于启发党员和干部开展坦率的、实事求是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发扬党员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发动党员或党员的代表在党章规定的范围内尽量发表意见。党内民主，必须按照有利于党的事业的方向进行，不能被误解为无政府倾向（向党闹独立性和极端民主化），不能松懈党内的战斗意志和团结，不能被反党分子、分裂主义者和投机家、野心家所利用。党内民主集中制，就是把集中的有权威的领导和广泛的党内民主相结合，把党的高度组织性、纪律性和党员的高度主动性、积极性相结合。随后，在通过的新党章中，详细规定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并增加了党员的义务和权利的新条文，要求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和各种实际问题的讨论；党内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向党的任何机关直至中央提出建议和声明；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这些规定，是密切党的领导机关与党内群众联系，使党内生活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的重要措施。至此，民主集中制原则开始在全党得到全面贯彻，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使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伟大实践说明，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对于我们党极为重要。这是因为，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我们党才能根据广大党员的意见建议，制定正确的方针路线政策，领导全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党的教育》（2001年第10期）

                 
        领导作风是党的性质、宗旨的外在体现，也是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内容。我们党始终重视把领导作风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1930年5月，针对当时党内部分领导干部在领导作风方面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要求党内同志注重调查研究，关心基层实际。他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任何结论都是经过调查后形成的，而不是由主观想象凭空捏造的。遇到问题时如果不能解决，调查明白就有解决的办法。有些同志不懂得这一点，关起门来苦思冥想，结果不仅想不出好主意，反而想出不少错主意、笨办法。要防止这种主观主义倾向，就必须迈开双脚，到社会上、到自己工作的范围里进行调查，接触实际，接触群众，脑子里充分占有所需的大量材料，空洞的脑子就变得丰富了，片面的印象变得全面了，这样，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就没有多少市场了。1941年3、4月，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再次重申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号召全党大力开展调查研究。从此，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逐步成为我们党的领导作风，成为全党工作中重要的方法论依据。

 
        抗日战争后期，“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仍有影响，长期存在于党员干部中的领导作风问题，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错误倾向，极大地影响着党的工作的顺利开展。为此，毛泽东撰写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指导全党改进领导作风、领导方法。他指出，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要将根据实际情况和群众意见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向干部、党员和群众解释清楚，使党员干部和群众对之有所掌握。群众知道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就会团结一致。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也就好办了。同时要对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看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哪些是符合实际的，哪些是行不通的，执行中有什么问题，去检验、衡量、修正、丰富一般号召的内容，确保党的正确领导。如果不进行具体指导，只满足于一般号召，就有使一般号召停留在口头上、会议上的危险，党的政策就不能落到实处。要实行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通过积极分子去团结群众，在群众中作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和组织工作。要反对不注重和不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喜欢自作聪明地发表许多意见，使自己的意见变成不切实际的主观主义；反对不注重和不善于团结积极分子组成领导核心，不注重和不善于使这种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密切结合起来，从而使自己的领导成为脱离群众的领导的官僚主义。毛泽东通过对党的领导方法的科学总结，帮助党的领导干部学会了科学的领导方法，培养了一代人的新的领导作风，从而进一步密切了党和群众的联系，对胜利地完成革命战争、生产和整风等中心任务起了重要作用。

        1948年后，毛泽东针对解放战争后期的新形势，又先后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关于健全党委制》等文件，对在新的条件下贯彻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体领导，改进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作了许多具体的规定。特别是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具体地阐述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他指出．书记很好地学习和研究，注意向自己的“一班人”作宣传和组织工作，善于处理自己和委员之间的关系。不要背后讨论，有了问题要摆到桌面上来。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党委会工作就像弹钢琴一样，要注意各项工作之间的相互配合，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问题漏掉。对主要工作一定要“抓紧”，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紧，等于不抓。开会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委员们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会议不要开得太长，开会时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尤其是不要嫌弃犯过很大错误的人，要准备和他们一道工作。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这些论述，对于加强党的领导作风建设，适应新的形势，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力，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关于党的领导作风方面的论述，不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年代，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领导者，必须注意研究领导方法，改进领导作风。科学的领导方祛、严谨求实的领导作风，对于实现党的正确领导十分重要。没有科学的领导方法、严谨求实的领导作风，就不能完成工作任务，甚至会出现问题、犯错误，引起群众不满，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害。
                        《党的教育》（2001年第11—12期）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重要方法，是我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出来的重要经验和优良作风。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由于组织制度不健全，党内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极端民主化、主观主义等错误思想。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中指出，“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要正确开展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往的“党内的批评有些不是这样，变成了攻击个人。其结果，不但毁坏了个人，也毁坏了党的组织”。要“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开展正确的党内批评。“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不能“不注意大的方面，只注意小的方面”，“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讲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

       大革命失败后，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下，中国革命迅速走向复兴。伴随革命形势的好转，一些人对革命局势作出了错误的估价，“左”倾机会主义开始出现。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批评了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倾向，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评，但是“左”倾错误并没能得到彻底纠正。相继出现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开始在全党占据统治地位，最终导致土地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被迫进行战略争移。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纠正了党在军事上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纠正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抗日战争时期，党内又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

        1942年春，为了彻底纠正党内的“左”的和右的错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整风运 动。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整风的方法是认真阅读整风文件，联系个人的思想、工作、历史以及自己所在地区部门的工作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弄清犯错误的环境、性质和原因，逐步取得思想认识上的一致，提出努力方向。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特别强调了自我批评。2月，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对利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正确开展党内斗争进行了具体论述。他认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要象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任何犯了错误的人，只要真正愿意改正错误，就要欢迎他，批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成一个好同志。对党内同志犯的错误，要加以分析，看是政治路线错误，还是一般错误；是原则问题，还是非原则问题；是思想认识问题，还是组织纪律问题；是完全错了，还是只错了一部分。要分析犯错误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主观上的原因不要推到客观上，客观原因造成的错误，也不能归到主观上。对每个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批评。要从善意的目的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这样才可以得人心，团结人。要对错误思想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一定要纠正；对于个人的处理，一定要实事求是，与人为善，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之后，毛泽东又强调要遵循“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使矛盾得到解决，在新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1943年9月至12月，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了三次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错误。许多同志在会上批评了王明的错误，有的同志还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在会上强调，要用“历史的方法，从实际出发的方法，自我批评的方法”，“全党要团结”，“要避免历史上错误的斗争方法，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1944年9’月，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的讲演中，提出为了人民利益，要敢于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的原则，要求大家保持和发扬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光荣传统，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误的。

        1945年4月，党的七大在讨论大会的报告时，许多代表畅所欲言，对过去党的错误，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进行了认真分析。许多同志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g巳错误的同志开展批评，犯过错误的同志大多数也进行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在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时，第一次从理论高度上概括了党的优良作风，其中就包括自我批评的作风。他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是我们和其他政党相互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他认为，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在运动中层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党的七大后，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团结，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中国革命开始步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纯洁党性和保持党的健康机体的有力保证。和平建设时期也是如此，这是因为，我们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只有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及时发现缺点和错误，敢于坚持真理，努力修正错误，才能保证我们的各项事业健康发展，保证我们党长盛不衰。
                                     《党的教育》（2001年第9期）

         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它是中国共产党在同党内反复出现的“左”、右倾错误思想斗争后得出的光辉论断。

        1922年1月，党在《先驱》发刊词中指出：必须把“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当作“第一任务”，当时“因为党员少”，“组织农民和军队的问题成了悬案”，党只能通过组织发动工人运动开展革命斗争。但是，几乎所有较大规模的工人罢工都遭到了反动军阀的镇压。党开始认识到仅仅依靠无产阶级领导工人罢工、进行合法斗争是不行的，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武装斗争，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党决定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1924年，国共合作顺利实现，中国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后来，由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者不能从实际出发，“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军队”，使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最终落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

        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从实际出发，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使中国革命又重新走向复兴。但是，由于理论和实践经验不足，党内一些人不能实事求是地估价革命形势和自身实力，死守某些书本上的教条，硬搬别国的模式，“左”倾错误又开始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八七”会议后，党开始实行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及指导者”，在全国进行武装暴动的革命方针。这次“左”倾错误使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有限革命力量进一步蒙受重大损失。

       1928年4月，中共中央纠正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之后，伴随革命形势的好转，“左倾”冒险主义又开始在党内出现。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决议案，继续坚持“城市中心论”观点，批评“以乡村包围城市”是“极错误的观念”，“过去的游击战术”“必须根本的改变过来”，制定了城市武装起义和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这次“左”倾错误使11个省委机关遭受破坏，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也遭到重大损失。因为“左”倾冒险主义脱离客观实际，单凭主观愿望或想象，急于求成，所以受到那些了解并尊重实际情况的党内干部的抵制，在红军和各根据地中没有得到全面贯彻。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批评纠正了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但理论、思想方面还处于“左”倾思想的统治之下。10月，王明等人指责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主张推行“进攻路线”，“在湘鄂赣各省”“真正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进而推进与争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左”倾教条主义开始在党内出现。1931年11月，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将毛泽东调回后方，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政委的职务。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认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把“左”倾教条主义推向了顶点。中共中央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调集红军主力和国民党硬打硬拼，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长征途中，红军迅速由八万多人减少到三万多人。在事实的教训下，红军明显地滋长起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在严酷事实的教育下，逐步改变态度。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全力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解决了军事和组织问题。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坚持从实际出发，坚定、灵活地叛照客观规律办事，制定、实行符合客观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中国革命又一次焕发了蓬勃生机。

        为了从思想上彻底肃清“左”倾和右倾错误，1942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整风运动。整风运动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突出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他号召全党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个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整风运动解决了怎样以从实际出发的观点而不是以教条主义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怎样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使干部在思想上得到了提高，也使党进一步成熟起来。1945年，党的七大要求把“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作为制定党的政治路线和指导全党行动的准则，初步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也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的挫折教训告诉我们，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尤为重要。因为只有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用辩证、发展的眼光去看待一切事物，我们才能在复杂的形势下正确地解决问题和处理矛盾，才能保证我们的伟大事业长盛不衰。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中国共产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悟出的真理。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明确指出党的任务是为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奋斗。1922年7月，党的二大指出：“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1923年6月，党的三大又明确指出：“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我们不能一刻忽忘的”，“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中民族，更进而谋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开展了工人运动，并与国民党合作，掀起了席卷全国的中国大革命。但是，由于没有认清国民党代表的只是部分人的利益的实际，加之对政权和武装问题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在联合战线问题上“做得太广泛了，甚至乡村中的封建宗法的反动分子也联合在内”，“没有力于给劳苦群众的利益以足够的保障”，错误压制工农运动，结果大革命迅速走向失败。

       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认真思考和大胆实践，找到了一条更为直接的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革命道路。1927年，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队伍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首先在人民军队中得以落实。毛泽东要求工农革命军改变过去只顾打仗的旧传统，担负起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做群众工作的三项任务，并从群众利益出发，规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改为八项注意）。这些规定体现了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1928年，红四军从加强党的建设和部队政治工作着手，教育红军士兵要为工农阶级的利益作战，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为人民服务。1929年，古田会议又要求红军彻底纠正雇佣思想、享乐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要求红军永远是一支为人民服务的战斗队、生产队和工作队。1930年10月，毛泽东在江西兴国调查后指出，贫农在十个方面得到了利益，中农在经济上，“多数于平田时是平进了的”；在政治上，“过去，中农在地主富农统治之下，没有话事权，事事听人家处置；现实，却与贫农雇农一起有了话事权”。广大贫苦农民因为分得了土地，从事实中认识到红军是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的，党的威信迅猛提高。“民众在打土豪后相信毛泽东，在分田地后相信党相信苏维埃”，开始拥护土地革命、拥护中国共产党，从各方面全力地支持红军根据地。

        1934年1月，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指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幸福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宗旨，是革命斗争事业的目标。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要使广大群众认识到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得到群众的拥护么？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么？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

        1944年9月，毛泽东在追悼张思德大会上作的《为人民服务》的演讲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了人民的利益，要敢于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他说：“我们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他要求共产党员要象张思德那样，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树立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的无产阶级革命人生观。他号召全党全军学习和发扬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

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要牢固地树立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中国共产党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解放，而不是为了别的。一切人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是直接或间接为人民服务的。一切人员，都要提高自觉性，在高度自觉的基础上为人民服务。党的七大通过的新党章中规定：“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理解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用心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需要而斗争。”从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开始在全党得到深入贯彻。党也通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赢得了更为广大的人民群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获得了战胜一切敌人、克服一切困难的强大力量，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于我们党的伟大事业尤为重要。这是因为，我们党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是为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赢得广大人民的高度信任和衷心拥护，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才能把中国的事情办好。